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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解读我国第一部《美术年鉴》  

2009-07-30 10:28:07|  分类: 中国第一部美术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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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前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1948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《美术年鉴》(以下称《年鉴》),影印出版了。此举,为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方便,也为在册的老一辈艺术家及其后人,留作纪念提供了机会。(原著留存者不多也,或毁或破损不堪。)

年鉴是一种工具书,把某个领域中一年内的重大事件、重要数据、文献资料等分门别类地编纂起来,供人们日后查阅,这就是年鉴。

那么,这部《年鉴》,又是怎样的呢?如果我们不只是浏览美术家的传略、欣赏他们的作品,而是细细地去品味主编王扆昌的《编后记》、编辑蒋孝游的《编辑感言》,以及俞剑华、王进珊、郑午昌、蒋锡颐等名家的序文,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发现许多故事,如成书的起因、编纂的艰辛以及编辑们的尴尬和无奈等等。

该书虽然是1947年的《年鉴》,但事实上,记录了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,近代美术家传略1454篇、美术作品730幅、论著51篇,以及全国各地的美术社团史料116篇和师承纪略26篇等资料。这似乎超出了常规,然而这也是该书的价值所在。

1947年7月,上海美术茶会干事部王扆昌、蒋孝游、陈景烈等人在倡议编辑美术年鉴之初,“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,用留纪念而已。”然而,始料不及的是“一经征稿,四方响应,纷纷报以文稿,赐贶图片。以时期言,则上溯同光,下迄最近。以地域言,则迩自沪杭,远逮边陲,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,”使编辑们欣喜若狂,同时也让他们为难。如果增加版面,有限的预算将捉襟见肘;如不扩大收编范围,这些资料恐怕将被历史湮没。所以破釜沉舟,尽加搜罗。终于成了如今我们手中的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。

编辑们敢为天下先,并非说大话,心中少说也有六七分的把握。这可以从编辑团队的组成得知。主编:王扆昌;校阅:姜丹书,陆丹林,俞剑华;编辑:蒋孝游、陈景烈、屠诗聘;助编:戚叔玉、陈在新;校对:郑孝廉、汪灏、王小摩、倪左黄、姚乃震。

担任校阅的三位前辈在当年可称得上是美术教育、鉴赏、评论及出版的行家里手。如姜丹书,63岁,历任上海美专、新华艺专、国立杭州艺专教授,所著颇丰;陆丹林,51岁,蜜蜂画刊、国画月刊等编辑,柏林中国画展征集委员,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编委兼征集委员;俞剑华,53岁,擅长国画、书法、西画、美术评论。屡在京沪各地举办画展,蜚声画坛。凭这三位前辈的阅历和社会交往,把持校阅,核查来稿,审定是否入编之关,绰绰有余。王扆昌、蒋孝游、屠诗聘、郑孝廉等均有担任编辑、总编辑、主笔、主编之职的经历,出版过期刊、杂志、画册。除姜、陆、俞三位外,其余参编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7.1岁。可以说这是一支具备精兵良将、能征善战的编辑团队。且王扆昌、蒋孝游、陈景烈等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术家人事信息,为编写《年鉴》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。

其实,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辑出版年鉴之事的。“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吧,老友黄宾虹先生接办神州国光社,曾有过编印美术年鉴的提议,我也义务的参与过编辑计划,但是因为编印不易,而神州国光社不久又变了质,黄先生也脱离了,于是这编印美术年鉴的计划,连昙花一现都没有现,就归于泡影了。二十年来,一直没有人提起这种事情,所以一直到现在,中国还连一本不像样的美术年鉴都没有,这是我们美术界的耻辱吗?不,简直是国家的耻辱!”(俞剑华序)事情一搁就是十七八年。在那个年代,艺术家的圈子很小,只局限于同系同门同派。谁愿意而且敢于突破系统、门类、派别而为之呢?然而,美术茶会做了,王扆昌、蒋孝游他们做了。

然而,其编纂的过程是艰辛的。从1947到1948年的15个月间,编辑们侷处陕西北路的一间斗室,白天的写字台就是夜间的卧榻,早已忘了窗外的阴晴寒暑,花开花落。靠手中的一支笔一张纸,埋头苦干,日以继夜地工作着。这还是其次的,最让他们不安的是“物价飞腾,一日数惊”的经济形势,编辑之事陷于停顿者再三。何以见得?

主编在《编后记》中有四份名单,可见一斑。第一份是协助校编者,尤推陆丹林,姜丹书,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,编校同人中,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;第二份是协助事务者,推陈景烈,石佩卿,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;第三份是捐助物资者,为马公愚,汪声远,陈巨来,张大壮,吴野洲,陆元鼎,张溪堂,江寒汀,朱积诚,张公威,姜丹书,吴青霞,俞剑华,戚叔玉,商笙伯诸氏,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;第四份是援助经济者:为丁健行,陆元鼎,沈谦、沈雁,戚叔玉,厉国香,朱沛甘,陈怀卿,唐旭升,姚永年,丁庆龄,陈景烈,姚乃震,汪仰真,蒋趾奇诸氏,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,陈在新兄张罗最勤。这四份名单有点像今天完成某一工程后,所开列的表彰名单。其中他将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明显地分列成两份。而马公愚、郑午昌等是属于物资捐助者。试想,当年赫赫有名的书画大家,他们能捐助的物资会是什么呢?只有两种可能,一是藏品,二是作品,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少,一般说来是自己的作品。编辑们将这些作品放在某画廊或者是美术茶会中义卖,多少也能救救急。其中郑午昌夫子最多,那是肯定的,王扆昌、蒋孝游都是他的学生,在危急关头,老师是不可能不管的。至于经济援助,那肯定是钱财了,“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”。从丁氏在《年鉴》中的传略看,他是一个商人,“壮岁即著书行世,於诗文书画,无所不窥。经商余暇,偶作小品,清新婉妙,人争宝之。” 在经商之余能从事艺事者,且所作清新婉妙,在生意场上应该是过得去的人物。想必,与编辑们也是知交,所以,在朋友们困难之时,慷慨解囊也在情理之中。于是,“本年的美术年鉴,由于主持人的‘破釜沉舟’居然成此空前的巨著,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。”(俞剑华序)

经济上的受阻,编辑们自救了。人事上的尴尬和无奈,让他们哭笑不得。如:“公允”的不易。在蒋孝游的《编辑感言》,王进珊序文中多处提到“不易公允”。这“不易公允”是谦逊之词,还是有所指?

试想,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,要出版涵盖全国美术动态的《年鉴》,能让你公允吗?如近在咫尺的张乐平先生没有入编,他创作的《三毛流浪记》是年在《大公报》上连载,而且轰动上海滩,作为美术茶会诸子不会不知道,或许他还是他们的座上客;还有华君武、丁聪先生等等;在美术社团史料方面应该有“延安鲁艺”。如此疏漏,编辑诸君定有难言之隐。(当然,因编辑时间匆促,而遗漏也不在少数。如:《新民晚报》曾报道过的“中国闺秀油画家关紫兰”就是一例。)

为什么会这样呢?其实不难解读。这部《年鉴》的出版严格地受到了编审委员会的控制;而编审委员会又在潘公展和虞文两人的掌控中。身为《申报》董事长兼社长、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,对出版界盯得很紧,像《年鉴》这样一件较大的出版物,国民党当局是不会让你自成一体的。所以,这就是编者的无奈之处,即“不易公允”之处。为此,也不难想见,为什么《年鉴》的扉页上有张道藩、潘公展、虞文的近影。由于他们的介入,原本是上海美术茶会的事,一下子变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,虞文发行了。编辑们再不服气,也只能在字里行间暗渡陈仓,发发牢骚,出出闷气。

有人会问,既然编辑们诸多尴尬和无奈,何不将资料保留下来,迎接上海解放,再议出版之事,求一个完备。如果真的这样做了,那这本《年鉴》的出版将会遥遥无期。一方面,解放初期党的重点工作是恢复上海的经济,无暇顾及一本无伤大雅的《年鉴》。即使是顾问了,内容的审核必将从头开始,等到审定,还是《年鉴》吗?更何况,随之而来的历次运动,完全有可能将它打入冷宫,甚至扔进废纸堆。

为此,感谢王扆昌、蒋孝游等前辈历尽千辛万苦,在没有电脑,没有网络,没有U盘,没有打印的年代,靠手工誊写,铅字排版,照相拼贴,为我们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美术年鉴。尽管,从今天的眼光去看,它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,但无论如何,要不是他们的努力,中国有美术年鉴至少要晚四十五年。因为直到1993年中国美术馆才谱写了它的续篇。

(本文发表于《文汇读书周刊》 2009年7月24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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