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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蓝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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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研究(4)  

2012-06-21 11:10:18|  分类: 中国第一部美术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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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该《年鉴》编写的艰难程度

1、“吾国出版年鉴,尚属创举。编印之始,无蓝本宿稿,可资参考。”(王扆昌《编后记》句)其实,在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出过编辑出版年鉴之事了。“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吧,老友黄宾虹先生接办神州国光社,曾有过编印美术年鉴的提议,我也义务的参与过编辑计划,但是因为编印不易,而神州国光社不久又变了质,黄先生也脱离了,于是这编印美术年鉴的计划,边昙花一现都没有现,就归于泡影了。二十年来,一直没有人提起这种事情,所以一直到现在,中国还连一本不像样的美术年鉴都没有,这是我们美术界的耻辱吗?不,简直是国家的耻辱!”(俞剑华序)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,虽然在他们之前,是有人提出过编印美术年鉴的,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,而且这事情一搁就是十七八年。这也很难怪罪某一个人,原因是“我国艺术界,过去对整个艺坛,甚少顾问”(颜文樑序),在那个年代的艺术家,圈子很小,只局限于同系同门同派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谁愿意而且敢于突破系统、门类、派别而为之呢?然而,美术茶会做了,王扆昌、蒋孝游他们做了。就像蒋锡颐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:“要明知其难而不退缩,方能成功,否则对于难做的事情,永远没有人去做,岂不永远没有成功的一日了!然而毕竟知难而不动手的人多,冒险尝试的人少,因此,连一本编得不像样的年鉴也没有,……”

尽管编印之始,无蓝本宿稿,可资参考。但他们既有胆识提出编写《年鉴》,想必,一定是知道《年鉴》是怎么一回事的。所以,“本书编辑,殊无前例,规划未周,遗漏殊多。”(蒋孝游《编辑感言》句)可见编辑之初是有规划的,只不过是“未周”(谦逊之词)罢了。但从整本《年鉴》的编排布局可以看出,编辑们不愧为是当代的美术家,不仅在编目上动足脑筋,将繁杂门类编得一目了然,并请了当时的各个门类的著名人物严独鹤、庞元济、张乃燕、吴湖帆、马公愚、郑午昌、王福厂、颜文樑、张充仁、郎静山、姜丹书、陆丹林为序文、史料、师承纪略、美术家传略等题写卷首,更显现出编者的独具匠心和考虑之周详,同时也体现了该书得到当时艺术界权威认可的程度。

2、“其间受经济影响,将陷于停顿者再三。”(王扆昌《编后记》句)1947~1948年之间,解放大军直逼江南,上海的经济处于“物价飞腾,一日数惊,” (王扆昌《编后记》句)濒临崩溃的状态,编辑这样一部巨著在经济上受阻是可想而知的。然而,“政府一向是忙于救国,忙于治安,对于艺术,好在不是当务之急,同时又好像与福利无关,向来听其自然,可有可无。社会上大多数人沉湎于货利,对于精神问题,他们另有见解,一般人目光中的艺术,不过是一种点缀品,甚至是奢侈品。负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美术的命运,几乎令人不堪设想。”(蒋锡颐序)从这段文字印证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及一般民众对于艺术,对于年鉴出版的态度;政府忙于内战,忙于镇压工人运动,忙于消灭上海的地下党活动,而市民们则忙于为一日三餐奔波。然而“我国美术家无不自力更生、埋头苦干的。政府从来不帮助美术家,美术家亦从来不仰求政府。每从冷落清苦的环境,自求灵妙愉快的安慰,不尤单瓢陋巷,不嫌轻视冷笑,而兢兢于美术之研习。偶逢水旱兵火,需要救济,则无不尽心力以赴;而于发扬文化,为国争光,尤肯群运群力,惟恐或后,并不期有所报酬。”(郑午昌序)郑午昌先生也在序文中因政府的不支持为编辑们抱不平。

然后,编辑诸子在无奈之时,他们自有自己的对策,可以说这样的对策是被政府逼出来的,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打算。编辑们“于发扬文化,为国争光,尤肯群运群力,惟恐或后,并不期有所报酬。”(郑午昌序)齐心协力,靠众同仁的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度过难关。在主编先生的《编后记》中,有四份名单,可以想见当时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。第一份是“协助校编者,尤推陆丹林,姜丹书,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,编校同人中,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”;第二份是“协助事务者,推陈景烈,石佩卿,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”;第三份是“捐助物资者,为马公愚,汪声远,陈巨来,张大壮,吴野洲,陆元鼎,张溪堂,江寒汀,朱积诚,张公威,姜丹书,吴青霞,俞剑华,戚叔玉,商笙伯诸氏,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”;第四份是“援助经济者:为丁健行,陆元鼎,沈谦、沈雁,戚叔玉,厉国香,朱沛甘,陈怀卿,唐旭升,姚永年,丁庆龄,陈景烈,姚乃震,汪仰真,蒋趾奇诸氏,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,陈在新兄张罗最勤。”这四份名单有点象今天做成某一项巨大工程后,所开列的表彰名单。从这四份名单中,我注意到:他将物资捐助和经济援助明显地分列成两份。而马公愚,汪声远,陈巨来,张大壮,吴野洲,陆元鼎,江寒汀,郑午昌等是属于物资捐助者。试想,当年赫赫有名的书画大家,他们能捐助的物资会是什么呢?不会是从家里拿些纸张笔墨来吧?推想起来只有两种可能,一是藏品,二是自己的作品,但是前者的可能性较少,一般说来是自己的作品。编辑诸子将这些作品放在某一个画廊或者是美术茶会中变卖,多少也能救救急(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价格不一定能卖得很高)。其中郑午昌夫子最多,那是肯定的,自己学生们所创导的事业,在危急关头,老师是不能不管的,在他的序中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至于经济援助,那肯定是钱财了,“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”,可见丁氏出得最多。从丁氏在《年鉴》中的传略看,他是一个商人,“壮岁即著书行世,於诗文书画,无所不窥。经商余暇,偶作小品,清新婉妙,人争宝之。” 在经商之余能从事艺事者,且所作清新婉妙,并非等闲之辈,在生意场上是过得去的人物。同时,用现代的语言说,他是一个美术发烧友,到了诗文书画,无所不窥的地步。想必,与编辑中的某些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是知交,所以,在朋友们遇到困难的时候,就慷慨解囊也在情理之中。

于是,“本年的美术年鉴,由于主持人的‘破釜沉舟’居然成此空前的巨著,可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。”(俞剑华序)主持人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,可见经济上的束缚到了何等程度。

3、《年鉴》编辑的工作环境十分简陋。“梅苞腊雪的残冬,转瞬已是春满江南,草长莺飞,又快临到蚕眠豆熟的黄梅时节,参加年鉴编纂的朋友们,已经孜孜不倦的工作了半个年头以上了。我相信他们在这半年之中,侷处陕西北路的一间斗室,白天的写字台就是夜间的卧榻,虽然早已忘记了窗外的阴晴寒燠,花开花落;就看编辑室内,从各方搜集来的美术文字和图片,非但琳琅满目,而且光辉灿烂。——也就可以了解编者的辛苦了。”(王进珊序)可想而知,当时编辑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到种种压力,就是工作环境也是十分艰苦的,一间斗室,几个人挤在一起,日以继夜地工作着。难怪他们的老师郑午昌十分心痛他的学生,于是有“於政治倥偬,军事倥偬,经济崩溃,民生艰困之时,而竟有美术年鉴之编印,闻者无不又惊又喜。”之感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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