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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部美术年鉴研究(5)  

2012-06-21 11:12:48|  分类: 中国第一部美术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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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该《年鉴》编写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和无奈

1、“初意小作尝试,仅以记录卅六年度美术界之动态,用留纪念而已。” 编辑之初,原以三十六年之美术界动态为限,应该是他们所设定的框架。所以,。但始料不及的是,一经征稿,四方响应,纷纷报以文稿,赐贶图片。似雪花般地从全国各地飞来的文稿画片,美不胜收,洋洋洒洒。虽然,以时期言,则上溯同光,下迄最近。以地域言,则迩自沪杭,远逮边陲,琳琅满目,使编辑诸子欣喜若狂,同时也让他们为难。如果增加版面,有限的预算将捉襟见肘;如不扩大收编范围,这些资料恐怕将被历史湮没,所以破釜沉舟,尽加搜罗。至于经济,只能先搁一搁再说了。此尴尬之一也。

2、“不易公允”之说。在蒋孝游的《编辑感言》,王进珊的序文中多处提到“不易公允”。这“不易公允”是谦逊之词,还是有所指的?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,要出版涵盖全国美术动态的《年鉴》,能让你公允吗?如近在咫尺的张乐平先生没有入编,张乐平先生创作的《三毛流浪记》于1947年(即民国卅六年),在《大公报》上连载,而且轰动上海滩,作为美术茶会诸子不会不知道。还有华君武先生等等;在美术社团史料方面应该有“延安鲁艺”。想来编辑诸君定有难言之隐,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,你要将延安的共产党人的进步的人和组织列入年鉴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;或许他们出于公允,曾将美术界的人、事、组织,不分阶别林林总总都归纳其中,但通不过张道藩、虞文的关卡,当然,因编辑时间匆促,而遗漏也不在少数。如:2008年2月2日《新民晚报》阅读专栏报道的“中国闺秀油画家关紫兰”也是一例。

3、“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”之说。“本书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编辑方法及搜集资料。”之句出现蒋孝游的《编辑感言》和王扆昌的《编后记》中。按理一部著作的编辑,在编审委员会制订了编辑计划后,主编乃是绝对的权威人士,有事应向主编请示才对。为什么连主编先生都有“承编审委员会诸委员指示”之说呢,难道在美术茶会“民主”之风是如此浓烈?在编辑的过程中,需要经常或者说不断地根据“编审委员会诸委员” 的指令来进行调整编辑方向。回过头来,我们去看列在《年鉴》最前面的“编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录”,主任委员:潘公展、虞文;在委员中,除了王扆昌、蒋孝游、姜丹书、陆丹林、俞剑华、屠诗聘、陈景烈之外,其他编辑人员还排不上号,都是些在上海各界的权威人物,如王进珊、王福厂、汪亚尘、吴湖帆、李仲乾、李詠森、郎静山、孙雪泥、马公愚、陈巨来、陆元鼎、张大千、张充仁、许士琪、贺天健、郑午昌、蒋锡颐、刘海粟、庞左玉、严独鹤等等,然而,编审委员会却是在潘、虞二人的主持下工作着。从他们两人在《年鉴》美术家传略中的描述,没有一个人是与美术有关的,只是空占了个书法家的头衔,更不用说有作品选登。

这就告诉后来者一个事实,也是茶会诸编辑的高明之处。尽管政府没有拿出一个子儿来支持《年鉴》的出版,但在编辑上不仅插上一脚,而且严加控制。其他资料表明,潘公展当时对出版界盯得很紧,《年鉴》的编辑在当时也算是一件较大的出版物,国民党当局是不会让你自成一体的。所以,这恐怕是编者的无奈之处,即“不易公允”之处。为此,也不难想见,为什么《年鉴》的扉页上有张道藩、潘公展、虞文的近影,这三个人中,潘公展:《申报》董事长兼社长、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;虞文: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;张道藩: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。也正由于他们的介入,《年鉴》便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,然而,编辑们是不服气的,无奈之下,只能在《编后记》和《序》等处暗渡陈仓,发发牢骚,出出闷气。也正因为如此,原本编辑《年鉴》是上海美术茶会的事,一下子变成了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,虞文发行了。

但《年鉴》编辑诸子是聪明的,这些蛛丝马迹,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暗示,让我们可以顺着这些痕迹探索编辑们当年的艰辛和无奈。

4、主编王扆昌条目的隐匿。在《年鉴》里如不仔细阅读王姓各条目,只是从索引中去寻找“王扆昌”,是不会有结果的。笔者最终在“王端” 条目中发现,“王端,国画家。字扆昌,一字之端,又字孝善,别署五士草堂主。浙江绍兴人,年四十,1908年10月27日生。擅长国画,书法,商业美术。从郑午昌、李健、王潜楼、钱云鹤诸前辈游。十四岁学汉隶,鸡鸣而起,临摹不辍。国画宗宋元,尤工画竹,兼擅商业美术。民十六,与西泠诸子,办中华艺术同盟,艺海同鸣会,於杭州,被推为执委。……并主持三十六年美术年鉴编务。现任上海市画人协会理事长,上海市美术会常务理事,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教授,卿云出版社总编辑,人与物出版社总编辑,上海美术茶会总干事等职务。”可见,王端即王扆昌,是一位出道很早,在上海滩有一定影响力的美术家。为什么身为主编,又为美术界办了一件好事的他,不以“王扆昌”入《年鉴》,而用“王端”呢?是否这也是主编先生的一种尴尬呢?可惜,当今已为时过晚,无从考证其深层次的原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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